半岛官方体育半岛官方体育半岛官方体育是科技、经济、社会、人类自身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趋势。产业优化、知识经济和管理模式、生产方式的进步要求建立劳动者所有制，从而促进经济民主，使人逐步摆脱物的控制，经济民主将使以人力资源为主发展经济全面实现。当前，我国正处在初级工业化向中高级工业化过渡的阶段，要通过新型工业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发展教育、创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等促进以人力资源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人力资源劳动资本 管理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科学阐述了劳动是从猿到人转变的根本动因，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伟大论断。在漫长的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促进了人和社会的发展。在原始社会，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迫使人类不得不共同劳动、公平地分享劳动成果，劳动作为自身资源由劳动者自主支配并完全参与分配，形成了原始的“个人所有制”。随着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土地资源紧缺和剩余产品增加，私有制产生了，“建立在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之上的私有制，必然发展为劳动者的丧失一切财产，而同时一切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不劳动者的手中”（摘自《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奴隶的人身。奴隶劳动者如同牲畜一样以最低的物质保障维持其生命需要和体力支撑，劳动被野蛮地剥削了，奴隶的劳动彻底丧失了作为要素分配劳动成果的地位，鞭子成为了满足奴隶主贪欲的工具，生产力水平在鞭子的间接推动下被动地缓慢进步。在封建社会，农民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土地成为地主剥削农民的私有制符号，农民能够较自由地支配自身劳动并占有部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却不能公平分享劳动成果。与奴隶制相比相对自由的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局部解放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作为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共同维持着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资本的绝对控制地位总体趋于下降，劳动的自主性和权利地位逐渐上升，社会福利制度等再分配形式缓和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高（尤其是脑力劳动者所占比例的提高）让人力作为资本和传统资本共同参与剩余分配（例如期权制和职工持股），资本的社会化让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步分离，这意味着资本对人和生产控制的减弱，智力劳动者作为科技革命的主力军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飞跃。总之，在私有制下，人的劳动是异化的，物控制了人，少数人剥夺了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劳动由绝对的无权地位向自主的方向发展，劳动作为劳动者自身资源获得了逐渐增多的剩余分配，物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下降，人对经济生活的作用上升，绝对的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向着更多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是为了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只有让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的主人、公平地分享劳动成果和社会财富，才能实现人和生产力的共同解放。实现共同解放意味着人力资源将成为劳动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统一体，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将由物质资本积累转向人力资源积累，人对人的剥削、物对人的控制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全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产关系将产生。
近现代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表明，人力资源是一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础和支撑，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取决于国民素质的高低。一般而言，初期工业化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工业体系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升级，培育了最初一批具备工业文明素质的产业工人，客观上对劳动者普遍提出了受教育程度、工作技能的更高要求，现代国民教育体系通常伴随着工业化而建立。而在工业化中后期，随着物质经济规模扩张的减缓和第三产业比例的增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积累起到了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的作用。实现赶超式现代化的日本是充分开发使用人力资源的典型，明治维新后几十年基本扫除了文盲、建立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吸引西方专家帮助本国建立起一支专业人才和产业工人队伍，在工业化的同时促进人的现代化。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的基础设施残破、经济崩溃，但是人力资源基础基本保持完整。通过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以及土地改革扫除生产力进步的障碍后，再抓住国际政治格局变化、产业分工转移、新科技革命的契机，日本将本国的人力资源和世界的自然资源、科技资源结合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迅速恢复元气并进入最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与日本的经济差距并不大，都处在战争后的一穷二白状态，但日本的人力资源远远超过中国（当时中国大多数人是文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要赶超日本应先打好人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实现经济腾飞。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世界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发展成就，离不开建国初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使人力资源、工业化、社会进步有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功能完整的基础设施、初具规模的现代教育体系和有一定文化程度、具备现代意识、受工业文明熏陶的社会主义新人，规模迅速扩张的工业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劳动力和专业人才供给。反观印度，独立前的经济基础比中国好，但建国后没有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受封建制度残余压迫的农民、生产力水平发展非常落后的族群不可能普遍接受良好的教育、顺利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直到二十一世纪其文盲率仍然很高，城市贫困人口量居高不下，工业化进展缓慢，人力资源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在一些自然资源丰富的拉美国家，经济停滞、两极分化的背后是穷人的后代中途辍学继续贫穷，经济命脉被外资控制，导致工业化未能有效促进人力资源素质提高。
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使得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更加明显。发达国家在国内进行核心技术研发、关键部件（如芯片）和精密制造，大多数人从事第三产业，将资源高消耗产业、低端加工业（如电脑装配和辅助零配件制造）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和品牌、专利、标准等知识产权手段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占领价值链高端、获取利润大头。发展中国家辛辛苦苦打工，透支本国的自然资源，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例如在服装行业，意大利主导时装潮流、拥有世界名牌、控制高级面料生产，中国生产和出口了数量最多的服装却没有意大利赚得钱多。这种现象的背后从人力资源角度分析，发达国家仰仗的无非就是创新能力强大的科学家、工程师队伍和高素质的蓝领、白领队伍，发展中国家与之最大的差距也就在于此。新科技革命促使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智力劳动者依靠自身知识并以知识和信息作为部分或全部劳动对象生产知识产品，智力劳动者的人力资源作为要素转化为资本，智力劳动甚至抛开资本以人力资源的本来面目完全按劳分配，例如从事信息安全服务的自由职业者。其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模式、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产权制度的改革，既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映证了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也是资本对人力资源无可奈何的让步。社会主义中国早在五十年代就进行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创造性的民主管理改革的积极探索，诞生了以“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简称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精神的“鞍钢宪法”。这虽然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力资源状况相比过于超前，但是仍在五十年代有力地推进了工业化。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后来进行的管理改革（所谓“团队合作”、“全面质量管理”、合理化建议等）都借鉴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宝钢在几十年后将鞍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赋予现代科学管理精神，在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基础上，通过先进的生产方式（“无库存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建立了“大工种”（除掌握本工种外，还要了解和相当程度上掌握相关工种）和“区域工”（在一定的生产作业区域内，打破岗位界限，进行“团队合作”），实现了科学民主管理，将企业发展和员工发展（人力资源进步）联为一体，初步实现了以人力资源为主发展经济。
目前，国内除了宝钢、海尔等极少数企业外，大多数工业企业仍处在物控制人、分工细化、劳动密集型的初级工业化阶段，尽管前者的劳动生产率是后者的许多倍。应该承认，现实生产力水平和人力资源状况决定了在一段时期内只能如此。但是，机器代替人操作、更多人从事脑力劳动、物质生产规模扩张减缓、虚拟经济发达、第三产业吸引更多就业是必然趋势。固守劳动密集型、低端加工、资源高消耗产业，而不愿进行产业升级、提高自主核心竞争力（包括品牌、核心技术、人力资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将使人力资源倒退、自然资源枯竭，中国只会永远停留在向发达国家出卖廉价劳动力、提供低级产品的境地。为此，要按照新型工业化、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向以人力资源为主发展经济靠拢。宝钢、海尔管理模式是新型工业化的方向。这也意味着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越来越有限。电脑装配不应该再由密集的劳动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大力发展工艺品、高档手表、精密机械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人力资源增值的精密制造业和手工业。第三产业是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第三产业也要向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方向升级，对第三产业的认识不应只停留在家政、餐饮、零售上，而要看到信息化、新型工业化、现代化对智力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在企业内部分工弱化的同时，整个社会的分工却在细化，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可以将一些辅助性生产、管理、经营业务外包出去，诸如物流外包、信息管理外包、财务管理外包、人力资源管理外包、营销外包、软件开发外包等，以外包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产值比例越来越大。信息化使虚拟经济日益发达，软件开发、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电子金融作为朝阳产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人们甚至可以在家通过电脑网络灵活就业。现代化除了物质生活的现代化，更是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人类自身的现代化，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医生、教师、律师、营养师、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等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之间的和谐交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他们起到了培育、保护、提升人力资源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发展。
需要以科技革命、产业升级、管理革命为前提，这些变革最终会触动到所有制本身，“期权制”、职工持股已经体现了这一点。资本主义框架内人力资源部分取得资本地位参与剩余分配并不能动摇资本的统治地位，生产过程、管理形式的民主化必然会与资本的独裁本质相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将加剧。只有经济民主才能完全实现以人力资源为主发展经济半岛官方体育，真正的经济民主只能产生于社会主义。经济民主是自主劳动、一专多能、民主管理、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富裕的统一，经济民主与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是需要从现在做起争取逐步完全实现的长期奋斗目标。当前，我国仍处在初级工业化向中高级工业化过渡的阶段，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宝钢、许振超这样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公有企业和工人尚不普遍，非公有制企业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国有企业存在着产权不明晰、责任不明确、权利义务不对称、缺乏激励机制等弱点，名为全民所有，实际上产权并未落实到每个职工身上，人力资源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少数管理者借公有之名、行私有之实（赚了是自己的，赔了是国家的）。进一步分析，传统公有制仍然没有摆脱物对人控制、少数人掌握控制权等状况。这些弊端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甚至危及社会主义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必须走产权明晰化、多元化的道路以实现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股份制改造是使人力资源得以充分发挥的最佳途径，人人有份才能真正成为主人、才能尽力工作。国有企业改制难道非要整个企业被民企、外企整体兼并，非要原来的经理一个人通吃或控股？全部私有化了必将动摇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改制中，产权转让给每个职工应该优先于产权社会化，国有股仍应在一些企业占有一定比例，外来资金主要作为产权的增量（譬如向社会发行股票，民资、外资参股或者增资）而不是吸收产权存量，有条件应尽量搞混合所有制，这样可以实现坚持公有制主导地位、鼓励非公有制发展、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最佳结合。应该承认，每个人的能力、贡献有大有小，在改制过程中股份分配应有所差别，但是应体现经济民主原则，要由人力资源来决定股份份额大小。像有的年产值几千万元的建筑设计单位由院长控股一半转了下来（而且只算有形资产，不计无形资产），他一个人就顶近百个建筑师、工程师，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显得有些荒唐。这是对人力资源的嘲弄和践踏。国内率先实现“无库存生产”、“柔性化生产”、“管平化组织”的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提出了“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海尔人人成为经理”的设想，是以人力资源为核心创新所有制的积极探索。把国有资本存量中本该属于劳动者的那一部分存量量化到每个劳动者身上，体现了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公平参与剩余分配的经济民主原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力资本（只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员，不包括普通工人）相比有着革命性的进步，迈出了马克思设想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第一步。海尔的探索还存在着法律、制度、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障碍，但这也许是探索公有制实现新形式──劳动者所有制的开端，也为克服困扰全世界的公司治理弊端（内部人控制导致管理层侵害股东权益以及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权益，以安然事件为典型）开辟出一条新路。回过头来审视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基本上参照了资本主义国家同类法律制度，将投资者凌驾于劳动者之上，忽视了与资本同属生产要素的人，完全按资分配，这样不利于人力资源发挥作用，往往由于所有者对经营者监督不力、劳动者分配偏低导致短期行为和侵权行为（例如在国有和私营公司普遍存在的回扣现象）。为此，《公司法》要根据宪法按劳分配的精神、遵循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总结升华海尔等国企“劳者有其股”的做法、学习以工业为主体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借鉴国外的“期权制”，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监督制衡作用（例如工会持股），创新地进行及完善“以人为本”，使之更具社会主义性质。新的《公司法》需要科学的资产评估制度和人力资源评价制度与之配套，物质资本、无形资产、人力资源应该共同成为出资形式，公司成立后新员工的人力资源在一段时期内做出一定贡献后可以获得股东地位。要鼓励劳动合作制、劳资合作制、集体所有制等以人为本的企业产权组织新形式的探索，并为之提供相应法律配套。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大公司和广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要降低个人创业、投资的门槛，要积极贯彻《中小企业促进法》，让有志创业者的人力资源与社会资金（贷款、风险投资、财政专项基金）有效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和就业机会。2．以人力资源为主发展经济，教育是根本和前提根据各国的发展经验，对教育的投入和产出比是最高的，但是这个投入并不意味着受教育者的高投入，而是国家财政为主带动下的社会资源高投入，这个产出也不是学校和投资办教育的高羸利，而是受教育者个人的人力资源积累、收入提高以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教育的高收费只会开人力资源的倒车，让广大低收入群体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为此，要确保财政对教育不断增长的较高投入，逐步减少直至取消义务教育收费，最终将幼儿园、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发达地区可先行一步），实现教育资源分配均衡化。教育均衡化要取消重点学校，统一城乡公立学校的师资、设施、收入标准，实现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的并重，降低高等教育所占财政投入的教育经费比例（让更多的社会力量、资源发展高等教育），形成以基础教育为主的金字塔型财政投入结构。当前，应试教育造成了人力资源的高投入低产出，家长费钱、学生辛苦、教师卖力却使受教育者的素质趋于下降。为此，要让教育彻底走出科举阴影，让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实现教育的以人为本。人力资源的不断进步要求建立学习型社会，要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成人教育、社会教育体制。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高素质的普通劳动者（产业工人要技能化、知识化）、专业人才和管理者，要从这些人力资源中产生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人才，涌现一批学术大师、发明大家、张瑞敏式的企业家、许振超式的新时代优秀工人。3．以人力资源为主发展经济，要有宽松的大环境当前，局部领域存在着与以人力资源为主发展经济背道而驰的现象：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的“血汗工厂”，受职业病困扰的2多亿人，农民工的不平等待遇，巨大的贫富差距，违规征地拆迁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公共权力私有化转化为“权力资本”。这些现象说到底，就是牺牲一部分人满足少数人的利益，满足于一时的表面经济繁荣，从长远来看会使人力资源和经济双输。为此，要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东风缩小社会差距，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让大家在公平的起跑线上竞争，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而不是关系、特权、非法手段致富，实现人人平等的政治社会经济权利。充分保障人权才能使人力资源进步。公平才能有持久的效率，大多数人得到实惠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需要适宜的政治、社会、文化大环境。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是以人力资源为主发展经济是政治前提。从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到同志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为以人力资源为主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指导和保障。新型工业化、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加快人力资源的发展、以人为本、增进人民群众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前所未有历史大舞台。以人力资源为主发展经济需要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文化氛围，每个人要进行深刻的观念转变，要彻底抛弃封建的等级意识、权力崇拜，重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等地对待别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人生观、金钱观、幸福观，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人类在经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正走向生态文明（详见人民网─理论频道─网络论文─《浅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人类将克服无限扩张的物质欲望，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模式和循环经济、知识经济的确立，将使经济发展减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消耗，人的知识和创造（人力资源）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生活缤纷多彩的主要源泉。
是科技、经济、社会、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私有制及其惯性造成的物对人的控制正在加速被扬弃。社会主义制度下主客体的辩证统一正逐步成为现实，生产力发展为了人，人的发展促进生产力发展，为了经济发展不会再以牺牲人的利益为代价。让我们再读马克思的“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人力资源作为劳动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统一体首先取得资本的地位，建立起劳动者所有制，最终是为了劳动取代资本的地位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这是迈向的一小步也是一大步。（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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